公孙鞅与陈轸在《鬼谷子的局》第一部中起着主导全局的作用。从开始的河西之战至最终的渭河滩，彼此绞尽脑汁地钩心斗角、互相利用，总体看来是互有胜负、平分秋色。整个第一部，这一对活宝可谓是相知相敬、相爱相杀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公孙鞅可谓是伪君子，陈轸便是真小人。在这一点上，双方都瞧不起对方：公孙鞅数落陈轸见风使舵、朝秦暮楚，赤裸裸一势利小人；陈轸奚落公孙鞅表里比兴、口蜜腹剑，实实在一衣冠禽兽。然而，伪君子伪善于表，真小人见恶于外，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丘之貉：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先秦时期，除奴隶外的自由者可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公孙鞅与陈轸同属于“士”这一阶层。就士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天下士，即类似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如苏秦、随巢子；第二种是国士，类似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样为国鞠躬尽瘁的，像白圭、屈原；第三种是俗士，类似李斯那般“人之不肖譬如鼠，在其自处耳”的追名逐利之士，典型代表有陈轸、淳于髡；最后一种蠹士，就像路易十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者，燕易王、靳尚便是此类。四士之中，天下士、国士已脱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动物本能追求，进而向精神方面追求的这种境界。而俗士与蠹士，则仍局限于物质方面，其中的区别便是：俗士有原则，蠹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孙鞅介于天下士与国士之间：为国，他处心积虑地除旧立新、朋比结党，以期借秦国这棵苍天大树来达到人生之巅峰。这一点像白圭，所不同的是，公孙鞅侧重于自己，白圭更倾向国家。白圭有底线、稳扎稳打，以强国、富名、勤王为立国之本；公孙鞅则是投机取巧、事兴敌所羞为，以公主为诱饵假意睦邻，在盟约墨迹未干之际临阵倒戈。虽说用心险恶，然而换个角度讲，国与国之间只有实力与利益的制衡，何来君子小人之说？为天下，他在预感身不能保之时奋笔疾书《商君书》，衷心希望自己的新法能够“天长地久，惠泽天下”。如此颇像随巢子，有所不同的是，随巢子是真正忧天下之所忧，而公孙鞅却更在乎自己死后的不朽功名。

    陈轸则介于俗士与蠹士之间：因为俗，他处事两面三刀，一边食君之禄，一边违国之法度而私行商道，最后又将“违法所得”无偿捐赠于国以示其忠心。然而，他却有自己的底线：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总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他很清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魏若失势，身为魏臣的自己亦无立身之处）。这一点像李斯与庞涓，两人明“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行大义灭亲之举（李斯诬韩非于始皇，庞涓诽孙膑于惠王），实则因自己的猜忌心而“见利忘义”。与之不同的是，陈轸不会因“猜妒”而陷害知己，他始终坚持自己那一套底线；说他“蠹”，他虽不至于像路易十六那样极端个人主义，却也为博得君心而草菅人命（庞衡父子、凤鸣龙吟事件等）。而同样是“有奶即是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滑稽之士淳于髡就绝不会这么做，遇类似情况他势必会这样想：能达成目的的方法多了去了，老光头我何必行此损招？

    至于二人何以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除性格使然外，形势所迫方是其真章。早先公孙鞅仕魏，因出身卑微而见逐于魏惠侯。雄心壮志受挫后，毅然西赴秦，受秦孝公赏识且被委以重任，最终裂地封君。他的成功，不同于苏秦游说秦惠文公时那种“不得其情而说之，见非”（间接地向天下揭露秦国潜力），因此被惠文公拒之以“羽翼未丰”。公孙鞅游说秦孝公时，正值秦失河西战略要地，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这时候公孙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便是“内虱”（世袭贵族）及商贾势力作祟，经他那海阔天空的分析后充分地得到了孝公的认可，可谓“得其情，说而飞之”，牢牢地将“君心”控制在手中。随着新法的顺利推行，公孙鞅在秦地位及于列国威望与日俱增，位极人臣的他，妄想尽己所能来向世人彰显其之大无畏精神（身死法在，新法“天长地久，惠泽天下”）之表以掩饰追求个人独裁之实（他的新法不允许人议论，无论说新法好、坏）。可谓实实在一伪君子！

    陈轸则恰恰相反。他本是陈国人，初来魏国，一无根基，二无党羽，可谓“彻彻底底”的白手起家，完全凭着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博得君心，历经多年辛劳方才谋得个“有名无实”的上大夫爵位。当然，陈轸非久甘人下之辈，他有对权力的野心（图谋相位）。同样他也是个聪明人，为免蹈白圭覆辙而明着奉公，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元亨楼之类经商渠道）。

    说到白圭之覆辙，这里有必要岔开讲一下自古迄今的政商关系。当权者为巩固政权，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被统治者认为其统治合理，或以意识形态方面（多以君权神授之类的宗教性质）的种种理由来堂而皇之地解释其合法性，或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来将权、力与爵、禄分开来。这里的权与爵、力与禄指的是地位与财富。单有权、爵而无力、禄之辅，则一切美好理想、隆中对策与空中楼阁、镜中鲜花无异；仅有力、禄而无权、爵之助，那么再好的强弓劲弩、锦囊妙计也似马入川海般无用武之地。甭说先秦，直至今日的诸多法令如现役军人不得开办基金账户等亦是将权、爵与力、禄分离的手段。白圭在魏位极人臣，又兼列国巨贾，无论他忠心与否，魏惠侯对他有所提防亦是情理之中。陈轸清楚地知道，正是这种提防，方是让君上疏远白圭而亲近自己的原因。一方面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魏惠侯一步步考验陈轸与公子卬是否堪当重任；一方面又出于权力方面，唯有陈轸、公子卬这一文一武与白圭、龙贾始终相互角逐而至势力制衡，他魏家方能权力稳固。即便在王权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满清王朝，乾隆皇帝亦是以类似之法，对和砷与纪晓岚的明争暗斗睁只眼闭只眼，最终使爱新觉罗家的地位稳固，何况又是在王权相对较弱的先秦时期呢？

    陈轸是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相当清楚空有爵位还不行，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财富），否则与傀儡无异。而一旦位极人臣，一则不涉商不会引起主君的怀疑，再则即便君上知道了，届时陈轸所应对的方法多的是，处境也不会如白圭那样。这便是他为何甘愿冒触大魏律法之险而暗行商道，且在关键时刻将“违法”所得悉数捐出以示其忠心，待危急一过再度重操旧业，可谓稳扎稳打，将即得利益与风险比值算得淋漓尽致（若将陈轸开设元亨楼之类经商之途所要付出的代价死亡算作风险指数1，那么与之相获得的既得利益便是100，收益风险比为0.01，相对而言是下了一种非常稳当的赌注）。然而，这种做法令多数魏国朝臣所不齿，以此数落陈轸是个地地道道的“真小人”、“弄臣”！这其中包括慕心与妒心，也是陈轸在当朝仅有公子卬一个可靠同伴的主要原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实中类似公孙鞅、陈轸之类的伪君子、真小人比比皆是，都在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是，前者有底线、有情怀，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伴随着无神论思潮，伪君子与真小人彻彻底底沦为名利之“机器”！是否该为此反思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