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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断马小卓电话，我这个二货就连忙回去看了一眼合同，签字的果然不是江可蒙——于是，按照惯例，也担心那老板出了问题江可蒙也照顾不到我这里，我就给拒绝了。

    这让江可蒙不是很开心。

    我一直以为自己这次行为是仗义至极，可后来的教训告诉我，那只是我觉得而已——对绝境中的人，施以援手不见得是件好事，你以为自己送人的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恰恰相反，这根稻草往往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个老板不久之后就入狱了，《那么伤》出版后立刻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江可蒙的工作室也没有操作成功。

    一切都回到了原地。

    胡冬朵跟着江可蒙回到了马小卓那里。我跟胡冬朵说，我最佩服的，就是马小卓的度量。

    胡冬朵说，她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没有做好《那么伤》，荒废了一本这么好的书，辜负了我的期望。

    我就安慰她，说，没关系。我本身也没有什么期望，当时只是希望能帮到你和你跟随的江可蒙就好。遗憾的是，还是这样……

    后来，我也常常想起这本叫做《那么伤》的图书，如果当时不是二十三岁，而是二十七岁，三十三岁……我还会不会眼不眨、心不跳地去那么傻？！

    很多年后，二零一一年的时候，我和马小卓在咖啡厅里谈过去的时光。

    谈及《那么伤》时，我说，其实这本书让我最难过的是，我总会想起夏桐在出租车里求我将这本书留给马小卓的那种眼神。

    那几乎是闪烁着泪光的眼神，我竟然给生生地拒绝了。

    倒不是她和胡冬朵谁更重要。

    如果当初跟着江可蒙走的是她，那么，我也会将这本书留给她的。

    马小卓说，至少，你换得了一个人的心。

    此刻，是二零零八年，没有马小卓，也没有咖啡厅，只有我拨打不通的杜雅礼的手机，我当时就担心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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